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全面侵華戰爭。八月，蔣介石同意將陜北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九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可是好景不長，隨著抗戰的進行，國民政府出于整體戰略的考慮，消極抗戰，反共活動日趨積極，他們對中共人士虎視眈眈，監視、密捕、暗殺等勾當層出不窮。中共在顧全抗日大局的情況下，為調查和揭露反動派特務的秘密罪行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一九三八年的古城西安隨著西安事變的發生，這座十三朝古都倍受矚目。八路軍高級參議宣俠父中將在西安城里公開演講，向眾人宣傳救國救民的主張。宣俠父倍受學生和群眾擁戴，他激昂的演講吸引了大批擁簇，甚至把西安城的主干道堵得水泄不通。幾輛車子被人群堵在了外面，車上的坐著的人全是國民黨的軍政要員。他們分別是軍統局主任秘書張毅，中統局幕僚長葛壽芝，還有陜西省主席，西安行營主任蔣敬文。幾個人看到煽動和拉攏民心的宣俠父，無不鐵青著臉，心中打起了自己的算盤。此外現場還有西安警察局偵緝隊長師應山和副隊長侯文選，看狀況師應山并不打算干預這場演講，只是在一旁遠遠觀望。

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一直有人秘密跟蹤和監視宣俠父，宣俠父有所發現，但是并未打草驚蛇。晚上，宣俠父像往常一樣下班騎自行車回家，在暗處的一輛車上已經有人盯上了宣俠父，這伙人似乎是國民黨的某個機構。一路上一直有個特務尾隨宣俠父，宣俠父已經發現了他，甚至還停下風趣的跟特務聊起了天，特務怕露餡趕緊逃走，沒想到特務剛拐進巷子里被三個人給抓走了，原來還有一伙人盯上了宣俠父，不過這個特務卻被當作宣俠父被抓走了。宣俠父感覺不對，立刻掉頭，而停在一旁的汽車立刻追了上去，開車的人加足了油門朝宣俠父撞了過去。天色已晚，西安街頭并沒有什么人，但這一發生的一切都被附近的一個酒鬼看到了，這一幕把酒鬼嚇得頓時酒醒落荒而逃。

第二天，宣俠父的警衛員小楊發現宣俠父不見了，便立刻向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匯報，云渠處長知道后非常震驚，立刻發動下面的人去尋找，可是一無所獲。次日，云處長只好將這個情況上報中央，請求指示。西安警察局已經接到了報案，局長杭力將這個案子交給了師應山，師應山去了宣俠父的住所進行勘察，結果被他發現了一枚非常特殊的標志，這個標志是日本秘密組織菊劍，這意味著宣俠父的失蹤可能與日本人有關。杭局長有意草草了事，可師應山還是準備追查到底。

師應山來到一個老宅子，這里面住著一個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原西安中統負責人武仲明，雖然在家賦閑兩年，可他曾和菊劍組織打過交道，西安事變前就是他指揮黨調處一舉殲滅了這個專門暗害愛國將領的菊劍組織。武仲明身體不好，每天需要吃很多藥，這讓師應山很是驚訝。剛開始武仲明已經不問世事，不過他還是聽師應山說完了整個事件的過程，武仲明覺得菊劍組織很有可能卷土重來。可武仲明更覺得綁架宣俠父國民黨的嫌疑更大，因為相比于日本人，宣俠父這顆眼中釘，更讓國民黨難受。

宣俠父的失蹤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強烈反應，迫于壓力，蔣介石特成立了破壞敵方策反行動專署，并派葛壽芝和張毅前往西安，將辦案人選推薦給中共，由中共定奪。這個行動專署的級別很高，因此西安的軍統和中統也都開始蠢蠢欲動。很快，葛壽芝和張毅在西安行營見到了云渠，并將辦案人選一一介紹。人選有三個，分別是西安軍統負責人徐亦覺，西安中統負責人劉天章，這兩個人被云渠給否決了，因為綁架宣俠父他們二人本身就有重大嫌疑。于是所有人都把目光鎖定在了最后一個人選，這最后一個人選竟然是賦閑養病兩年的武仲明。而此時的武仲明在街上突然發病暈倒，被送去了醫院，接診的是陜西第一千金，海歸醫生蔣寶珍，她是陜西主席蔣敬文的侄女。一番搶救，武仲明的病狀控制住并清醒過來，此時蔣寶珍已經看過武仲明的病史和資料，知道了武仲明原中統的身份，甚至知道了武仲明的病是因為他的頭部受過槍傷留下的后遺癥。見蔣寶珍知道這么多，武仲明對她的身份產生了質疑。而這時醫院外面出現了幾名黑衣特務，他們的目標正是武仲明，區區幾名特務并非武仲明的對手，而這時葛壽芝出現了，葛壽芝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武仲明和劉天章的老師。

葛壽芝找到武仲明，就是為了宣俠父的案子，上級已經正式任命武仲明為破壞專署專員，專門負責破獲宣俠父一案，這個任命得到了中共的認同，云渠認識武仲明的哥哥武伯英。葛壽芝借助這個機會扶植武仲明，而武仲明身上的機遇和壓力并重。第二天在西北行營，西安各方勢力齊聚，看到武仲明出任破反專員，每個人也是心思不一，而武仲明則提出了由各方成員一起組成破反專署，八路軍方面由郝連秀參謀作為代表，軍統的徐亦覺、中統的劉天章還有偵緝隊師應山全都在列，雖然徐亦覺對武仲明的出任破反專員很是不滿。就這樣，破反專署正式成立了。但是武仲明想要在西安有所作為，還得需要兩個人的支持，西北的兩個土老虎蔣敬文和胡慕雄。